包子逸

/包子逸  ﹝刊登於《聯合文學》2017年六月號，No.392﹞

一八八一年，巴黎「黑貓夜總會」(Le Chat Noir)在蒙馬特小丘上開張，燈火輝煌。

過著波西米亞夜生活的「黑貓」桀傲不馴，在此川流不息的藝文創作者包括年輕而尚未成名的畢卡索、憂鬱而右耳仍健在的梵谷，薄綠色的苦艾酒熱吻創作者的血管，舞台表演與美學的議論熾烈，召喚眾人的繆斯女神，新的藝術流派遂在黑貓眼底風生水起，如花粉傳播般飄散在歐洲大陸。

無獨有偶，從十九世紀末一直到一九四八年共產黨接管布拉格之前，當地咖啡館扮演的角色相當類似於巴黎左岸的「黑貓」，具備沙龍、夜總會、藝文俱樂部的多重功能，捷克知識分子與藝文人士長期在咖啡館看戲、朗讀、辯論，甚至跳舞。之後在政府思想控制最嚴苛的那些年，倖存的咖啡館則演化成醞釀革命思想的秘密基地，也是地下藝文活動互通有無的窗口。

布拉格雖然長時間受到奧匈帝國的直接控制，咖啡館的蓬勃發展亦複製了維也納對咖啡因的癮頭，但在精神上，它經常把巴黎左岸視為仿效、致敬的對象，乃至於捷克知識分子幾乎無人不造訪巴黎，遊學、移民巴黎者為數可觀。這種神祕的「巴黎情結」甚至具體幻化為某個神祕的地方景觀──在過去的一百多年裡，任何人只要坐在布拉格市中心的斯拉維亞咖啡館(Café Slavia)窗邊，眼睛飄向城堡的方向，不必有千里眼即能「直視」艾菲爾鐵塔，如此魔幻的奇景並不是因為布拉格出現了蟲洞，而是因為布拉格在艾菲爾鐵塔完成後不久，旋即在自己的城市裡仿造了一座迷你版的巴黎鐵塔。

因此，不怎麼意外地，這兩座城市近一百多年來的地下文化運動經常出現微妙的連動性。一九○二年的時候，布拉格出現了一間名為「羅浮」(Louvre)的咖啡館；一九一一年的時候，布拉格出現了另一間名為「蒙馬特」(Monmarte) 的咖啡館，兩者都試圖在名字上偷渡了一點巴黎的空氣。二十世紀初，這兩間咖啡館皆為布拉格的重要藝文聚會場所。迄今，如同台灣小食肆熱愛把名人造訪的照片放大裱框掛在牆上一樣，不管是旅遊指南或咖啡館本身都喜歡提到它作為藝文與思想搖籃的光輝史，卡夫卡(Franz Kafka)尤其是必被點名的昔日座上賓。

將咖啡館這樣的公共場視為隨手可得的公共啟蒙空間，自然是承襲了熱門的法國「沙龍」文化之概念。有一段時期，布拉格最著名的沙龍靈魂人物芬達夫人(Bertha Fanta)經常借用羅浮咖啡館舉辦藝文活動，甚至把「羅浮咖啡館」直接當成沙龍的代號。卡夫卡雖然經常在日記裡面和自己鬧彆扭，聲稱自己「無法與人交談共處」，但現實生活中他經常活躍地與人交流，與他的死黨馬克思‧布洛德(Max Brod)密集參與芬達夫人的藝文沙龍，也經常和文友在這些咖啡館集會論藝，朗誦自己的創作。

布拉格的都市性格可以說帶有一點卡夫卡式的精神分裂症，這當然是因為這個民族長期浸泡在各種文化與政治矛盾之中的結果。近代巴黎從來沒有自我身分認同的問題，布拉格則經常陷入重度的自我懷疑，所以它經常模仿，也經常遲疑，這種閃爍的矛盾感表現在地方語言的使用比重與分歧上，也表現在咖啡館文化上──猶太裔的卡夫卡選擇創作的語言是當時被視為主流的德語，寫信給情人的時候用的是捷克語，但是說意第緒語的猶太戲劇卻經常被視為影響他最深重的一種藝術表現型式。卡夫卡在寫給菲莉絲(Felice)的情書裡坦白，光是一九一一年就看了二十場猶太戲劇，並且意有所指地強調，「其間可能連一場德國戲都沒看過」。當時，在奧匈帝國主政、德國藝文當道的社會氣氛下，布拉格最宏偉的國家戲劇院宣揚的是捷克民族自決的壯志，但是像卡夫卡這樣的猶太少數民族，最常觀賞猶太劇團演出的場所卻是像薩沃伊咖啡廳(Café Savoy)這樣的小地方，卡夫卡創作的故事場景或許延續了那樣侷促的空間感，擅長利用極簡的道具去展開一個充滿矛盾的殘酷世界與抑鬱的心理狀態。

後來，東歐共產政府入主布拉格的那段時光裡，昔日帝國充滿BoBo﹝波西米亞加上布爾喬雅﹞風情的咖啡館受壓制而急速凋敝，但是像哈維爾﹝Václav  Havel﹞這樣的有志之士依然定時在倖存的咖啡館秘密集會，斯拉維亞咖啡館便是其一。絲絨革命之後，可以眺望「迷你巴黎鐵塔」的斯拉維亞咖啡館一度面臨歇業，哈維爾積極加入聲援行列，致力於讓斯拉維亞咖啡館重生，我想那並不只是懷舊。有的時候我想起哈維爾，最先浮上心頭的不是他做為革命者或劇作家的身分，而是他做為一名「願意為一間咖啡館請命」的聲援者身分。

整體而言，布拉格咖啡館經常扮演心靈捕手的角色，不僅僅只是提供咖啡和即時娛樂，在這個心事重重的城市中，它像千手觀音一樣兼容並蓄地照顧了所有人的需求，為這個人文薈萃的小城打開了各種意義上的想像與緩衝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