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子逸

「來我這兒吧，我在這兒呢，來我這兒吧。只要你願意，就能找到我，在這海天一線的地方。我在這兒 呢，我是屬於你的特別小島。來我這兒吧，來我這兒吧。BaliHa’i, BaliHa’i, BaliHa’i！」

──《南太平洋》經典曲目〈BaliHa’i〉歌詞

 世界原住民族的歷史寫滿了與外來民族抗爭與磨合的篇章。強勢的外來民族經常剝奪原住民族的發言權，留給原住民族神祕、野蠻、沉默的刻板印象。

經典百老匯音樂劇《南太平洋》風靡世界六十年，劇中所在地萬那杜(Vanuatu)共和國，自從一七七四年庫克船長登陸後，原住民與外來者的角力便從未歇止。在宣揚文化混血的全球化世代裡，萬那杜人能否繼續擁有屬於自己的聲音？

    《南太平洋》的光環與陰影

一九四八年，詹姆斯‧米契納（James A.Michener）所著的《南太平洋傳奇》(Tales of the South Pacific)獲普立茲獎，故事發生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軍所駐紮的新赫布里地［New Herbes，今日的萬那杜﹞；翌年，以此改編的音樂劇《南太平洋》(South Pacific)登上紐約百老匯，轟動一時。此後六十年間，同名音樂劇在世界各地巡迴演出，改編電影與電視影集輪番上演，夏威夷可愛島(Kaua’i)的地方劇團至今仍定時搬演此劇。二○○八年，這部西方流行文化的經典作品風光重登紐約舞台，依舊光芒萬丈、眾所矚目。

《南太平洋》之所以歷久不衰，雋永的曲目自然功不可沒，但其爭議性亦有推波助瀾之效。四○年代尾聲，此劇初登百老匯時，美國社會種族隔離政策當道，而舊世界的殖民帝國在大洋洲依舊方興未艾，這齣以「挑戰種族隔離」為核心的音樂劇自然成為街頭巷尾的話題。 

看不見的原住民？

然而，即便這部音樂劇揮舞著「跨越種族疆界」的旗幟，但「南太平洋」原住民族並沒有在劇中受到重視。數千年來，萬那杜的人口組成向來有高達98%以上的美拉尼西亞人(ni-Vanuatu)，但是《南太平洋》劇中唯一開口說話的「島民」、暱稱「血腥瑪麗」(Bloody Mary)的婦人，卻是一個絕對少數的北越「新移民」。舞台上，滑稽的血腥瑪麗紮著具東方風情的髮髻，手執斗笠，身上時而西式罩衫、時而唐衫，身邊點綴著似有若無、沉默且拿著斗笠的亞洲樣板人物。在現實生活中絕對多數的南洋原住民族，在劇中僅以暗示性的「象徵」手法閃現，如言談中神祕Bali Ha’i島上的豬牙祭典和女人、作為商品與笑柄的草裙和人頭。

有趣的是，《南太平洋》於二○○八年於紐約林肯中心重新登場時，《紐約時報》的劇評還盛讚這齣戲的時代造型「精準重現」，實際上，所謂「精準重現」的劇服應僅限於劇中的「外來者」。換言之，多年以後的今天，當劇組和劇評都高興他們「精準重現」四○年代美國和法國造型的同時，南洋原住民的形象，依舊只能是遙遠國度裡朦朧的異型「東方人」──原住民在舞台上毫無立足之地，宛如藏身幕後的一縷幽魄──曬乾的人頭象徵了他們的野蠻，草裙則象徵了他們的異國情調，至於難以靠近而誘人Bali Ha’i，則成全了西方敘述者對蠻夷之境的浪漫想像。

   黑鳥交易 發展混種新語言

《南太平洋》一劇訴說的是可歌可泣的愛情故事，但現實生活中的「南太平洋」，卻從十八世紀起遭遇風起雲湧的文化衝擊，移民、殖民者、外來軍隊與傳教士從十八世紀起輪番上陣，促使原本與世無爭的南太平洋原住民族提早經歷了特殊的「全球化」經驗。

一八六○年代起，為了因應殖民者在斐濟、澳洲等大西洋地區經營的出口貿易農場，新赫布里地眾多原住民遭到誘拐、綁架或簽約，成為這些農場的奴隸。這些俗稱「黑鳥」(Blackbirding)交易的勞力輸出活動，一度迫使新赫布里地超過一半的男性離鄉背井，大量人口客死他鄉。

「黑鳥」交易一直持續到一九○四年，不只對當地社會人口結構造成衝擊，更造成地方語言的革命。當年因為「黑鳥」交易而在異鄉工作的原住民，為了方便與殖民者、貿易者以及不同族人溝通，而發展出一種結合英語與方言的新混種語言。十九世紀末，「黑鳥」倖存者回到本國，新混種語言於是在國內盛行開來，最後發展成現代的萬那杜語(Brislama)，如今與英文和法文並列官方語言。

在「黑鳥」交易如火如荼展開之際，天主教與新教傳教士亦隨著殖民者踏上了新赫布里地，帶來當地前所未聞的宗教和疾病。儘管西方疾病造成原住民的大量死傷，初期的傳教活動也不盡順遂，但是到了二十世紀，隨著英法殖民政府積極推動社會福利、醫療教育與公共建設，基督教派也漸漸晉升成主流宗教，然而多數教徒仍同時遵奉傳統地方宗教儀式。

物質文化衝擊    萬那杜獨立

新赫布里地所有宗教之中，最著名、也最能顯現外來者與原住民文化衝擊的，莫過於約翰‧弗洛姆(John Frum)教。十九世紀開始，這群信眾因見識到西方先進國家的物質文明，而相信救世主將為信眾帶來不虞匱乏的物資，並促成原住民族的獨立。二戰期間，五十萬美軍過渡新赫布里地，帶來大量物資，約翰‧弗洛姆教的「貨物崇拜」(Cargo Cult)風潮和民族意識遂大受鼓舞，視之為神蹟。美軍撤退後，這些信眾仍持續透過宗教儀式與模擬跑道、碼頭等西式儀器設施，祈禱舊日榮景再現。

美軍撤退之後，新赫布里地終於在一九八○年脫離英法殖民政府獲得獨立，更名為萬那杜共和國。經過了這一兩百年的爭鬥，萬那杜原住民族雖然在政治領域上重獲自主權，然而無論就物質、文化或精神方面而言，「舶來品」以經在當地產生了不可抹滅的影響，成為在地文化根深蒂固的一部分。

   觀光發展與文化保存的兩難

《南太平洋》在百老匯二十世紀初次登場與二十一世紀重回舞台期間，世界政局風雲變色：舊世界的殖民帝國消弭，新世界的資本主義帝國抬頭，地方文化與異國文化的交流與衝撞以另一種形式持續發燒。現今萬那杜每年所需的進口品大幅超過出口；二○○八年從世界各地湧進的觀光人潮已經將近二十萬人次，超過十年前的兩倍，原住民族與外界互動已是不可避免的趨勢──如何在文化與經濟效應間獲得平衡，成為萬那杜目前最大的課題。

在《南太平洋》舞台上，「血腥瑪麗」因為販賣具有南洋風情的「紀念品」而致富；現實生活中，萬那杜原住民文化確實成了熱門的「商品」：觀光客爭相體驗原住民文化，促使政府發展出特殊的觀光產業。進年來，政府與地方部落為了保護原住民族文化的價值，採取選擇性展示的方式，在特定島嶼上建立「民俗文化村」，引導觀光客至指定區域觀摩部落文化風俗。

一九九五年，潘特科(Pentecost)  島傳統的樹藤高空彈跳(Nagol)活動因有過於氾濫與商業化的疑慮，引起政府介入保護，特意設置了特定活動場所，使得訪客與族人必須在指定時間到指定地點參與此傳統。萬那杜更特別將二○○七年定為「傳統經濟年」，保護部落的實物貨幣﹝豬牙、草蓆、貝殼等﹞經濟，設置因應的實物貨幣銀行。

刺激反思  捍衛傳統

由此可見，萬那杜政府一方面肯定觀光產業，另一方面也擔心資本主義的經濟模式會對當地的文化傳統與傳統經濟造成衝擊。在全球化的洗禮下，萬那杜不再遺世獨立，外來者替傳統文化帶來某種程度上的質變，卻也刺激萬那杜反思與捍衛傳統價值。

美國真人實境影集《生存者》(Survivor) 曾於萬那杜取景──南太平洋島國的沙灘、棕梠樹、叢林、原始部落與食人族故事，成功挑撥觀眾對「化外之境」的好奇與幻想。二十一世紀的今天，經典主流音樂劇《南太平洋》的舞台上，美拉尼西雅原住民的沉默與隱晦，似乎反而揭示了種族隔閡的屹立不搖、當代西方強權﹝說故事者﹞視野的盲點與「獵奇」心理。在這個弱肉強食的世代中，全球化市場裡的弱勢原住民族，如何在夾縫中變成真正的「生存者」，在世界的舞台上侃侃而談？

(原文刊於《C.I.P.原住民族》2010年6月)

Joan Marcus 攝。林肯中心提供劇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