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子逸
中國有句老話，「要想富，先修路。」誠然，道路消弭了空間的阻隔，拉近了人與人之間的距離，促成了商品和景觀的交換，增添了生活的品質、速度、廣度和深度。這是道路所餽贈給我們的禮物。
但我不認為這就是一條道路的全部。就像在一條看似波瀾不驚的河流底層，既會有各種魚蝦和水草的生長，也有暗流和漩渦的存在，在一條道路的背後，也一定會有一些我們看不見、想不到、陌生而未知的東西存在和生長著。
──張贊波，《大路》
張贊波的《大路朝天》是一部成熟的紀錄片，敘事明快、毫無冷場，講的是高速開發的中國底下，一連串光怪陸離的潛規則。因為片裡揭露了太多實話和實情，觀眾不免心裡七上八下，忍不住擔憂：「這……這樣坦白，真的好嗎？」看了眼皮特別跳，怕有人因此會被請去「喝茶」[1]，畢竟，「在中國，真正搞紀錄片的人是要提著腦袋吃飯的！」，這話是張贊波在電影學院畢業前某位同學所說，這番疑慮不是沒有它的道理。
今年五月中旬將在台灣TIDF國際紀錄片影展播映兩場的《大路朝天》， 就題材而言，台灣民眾應該不陌生，因為這部紀錄片的文字版《大路：高速中國裡的低速人生》早在2014年夏末就已在台灣出版。張贊波從2010年開始，在 湖南小村潛伏三年拍攝漵懷高速公路建設，白天提著攝影機記錄過程，拍成了《大路朝天》，晚上便把見聞省思整理成文字，寫成了《大路》一書，拿下了開卷好書 獎和台北國際書展大獎。
張贊波觸角的敏銳，思維與「接地氣」的深度，絕對不亞於近年廣受注目、專門探討中國高速發展、西方觀點的非虛構文學作品，諸如何偉(Peter Hessler)的中國三部曲、歐逸文(Evan Osnos)的《野心時代》、梅英東(Michael Meyer) 的《消失的老北京》等等，張贊波掌握在地政治生態與語言文字的犀利度，更有外人所不能及之處。
去年年底，中國終於出版了《大路》這本書的簡體版，只不過把副標改成了比較平淡無刺激性的「高速中國裡的工地紀事」，恐怕是要避免台灣版「低速人 生」這幾個字眼太過負面可能引起不必要的不快。儘管如此，此書上市不到四個月，還是成功被列入黑名單，成了官方認證的「禁書」，現在中國也買不到了。
比《大路》那本書更難得一見的，是《大路朝天》這部紀錄片，因為它是脫離中國電影審查機制的獨立電影〔所謂的「地下電影」〕，不會有政府的拍攝許 可，也不會獲得公映資格，在狹縫中求生存的獨立電影，在中國只能打游擊一樣，在獨立影展或放映活動中短暫現身，並且定時受到官方「拉閘斷電」的伺候〔切斷 電力中止電影放映，重則勒令停辦〕，要看片往往只能在國際影展中驚鴻一瞥。
《大路朝天》與《大路：高速中國裡的低速人生》的連袂出現，展示了紀錄型態的新組合可能，難能可貴的是，兩者都相當精彩，不是彼此的附庸，各擅所 長，絕非「幕後花絮」的陽春拼湊。在紀錄片裡，張贊波隱身幕後，讓鏡頭說話；在書中，他卻不吝於分享作者的觀察與自省。電影呈現的是俐落的社會切片，書則 置入了更多具體而微的內心世界〔當然，也保留了那些拍片時被告知「請你關一下機」、「這個不要拍了，你知道的，拍了不好」，「被黑幕」掉的片段〕。
比起張贊波第一部同樣離奇的紀錄片《天降》[2]， 《大路朝天》在視覺與剪輯上的表現更加從容篤定，片中空景、人物與事件的選擇更為精準，幾乎沒有無效的鏡頭，也不再有傳統紀錄片中常見的僵硬問答，導演在 現場匍匐三年的生活在此獲得了回報，我們可以看得出片中許多「坦白講」的橋段，是無所保留的，見怪不怪的生活的一部分。
《大路朝天》層次分明，片子以瘦弱的歐婆婆試圖螳臂擋車為起點，層層向上展示國家意志支 配下的個體命運，以及複雜的體制與人性運作過程，其戲劇性的強度不亞於一部正規的劇情片，光天化日之下，說謊、砍人、強拆、討薪、賄賂、強押、豆腐渣工程 的某些橋段簡直讓人誤以為是杜琪峯的黑道電影，現實如此乖張，可以說是近乎魔幻了。
不同於賈柯樟電影《三峽好人》那樣迂迴側面的探問，張贊波的《大路朝天》是以現實正面迎擊現實的作品。
鋼鐵如何練成？喪鐘為誰而鳴？在這個講求效率與績效的年代，《大路朝天》不只是一部中國紀錄片，也是一則貨真價實的現代生活寓言。
後記：
張贊波2014年寫了一本《大路：高速中國裡的低速人生》在台灣獲得不錯的迴響，這次5月影展播出的這部片《大路朝天》也出乎我意料的緊湊好看。最近這幾 年，中國放大絕在建設方面大趕進度，付出了不少代價。這個激烈變化的過程中，最多紀錄這個過程的非虛構社會觀察文學，多半來自西方世界，比如何偉，比如歐 逸文。
今年三月張贊波得知《大路》簡體版被禁之後，在簡體版的扉頁上寫了這麼一句話：「有禁書的時代，是時代的恥辱，卻是禁書的榮耀。」並拍照放上自己的微博。
四月的時候，他在國際閱讀日上又許了一個願，祈禱：「每一個人每一本書都有其言說世界的權利，大家可以遵循自己的自由意志與喜好——而不是任何政黨強加的意識形態——去閱讀任何自己想讀的書。」當然，以上言論都很快就被中國網路小尖兵給通通河蟹掉了。
在這個無數香港書店從業人員經常莫名人間蒸發的時節，在這個國家忽而疾聲要求媒體「姓黨」的時節，張贊波做的是一種特別吃力不討好的事。
我並不覺得他報導的事有特別禁忌，不光彩沒錯，但同樣的事也在其他國家以不同形態發生，這是人性和政治環境的悲劇，他只是說出了實話，並提供了讀者一個思 考的平台。換一個環境，張贊波也可以是道地中國的何偉、道地中國的史坦貝克，獲得同樣的注目並產生影響，但他所獲得的待遇，卻是不斷地被他自己的國家消 音。中國追求能站上世界舞台的政經實力，卻不追求來自內部的主體話語權，非常可惜。
希望國家巨獸能早點明白，人民能不受威脅、不心懷恐懼地誠實說故事，也是強大的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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