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子逸

/包子逸   (原載於香港期刊〈別字〉第十二期，2018年十月)

「或許不曾有人對鉛筆痴狂，不過在特定情況下，擁有鉛筆的欲望也會變得無比熾烈，比如下午茶和晚餐之間的空檔，當我們想以購物之名遊走半座倫敦。」
──吳爾芙(Virginia Woolf)，〈街頭漫遊〉(Street Haunting)

在文具界，鉛筆向來是種似有若無的存在，就像吳爾芙所形容的那種方便的藉口。若有人願意在一座城市裡自我放逐，從充滿個人主義的「我的房間」裡潛逃，隱於無我的芸芸眾生之中，化身為一顆冷眼旁觀紅塵、飄來盪去的巨大眼球，欣賞一座城市可能帶來的啟示、紙屑般飛揚的生活即景，那麼，在旅程的最後，回到蝸居而自戀的房間裡，從汪洋般的市井無常中帶回來的戰利品，即使是一支面色土黃且命中注定日益短絀的鉛筆，也值得好好地愛憐，如蚌殼珍惜口中含沙的珍珠，這是〈街頭漫遊〉的絕佳示範。當然，如果買一支鉛筆可以許諾我們吳爾芙那樣充滿機鋒的才情，以及所到之處萬物為之顫動的目光，那拜託讓我買一打。

琢磨一座城市需要才情，否則買一支筆或許是再無聊也不過的事，一如玩夾娃娃機需要傑出的搖晃桿技術，沒有參透個甚麼，迎接戰利品的洞孔只能空空如也。有些人在台北、在倫敦、在紐約，依然能夠徹底無聊，那或許是他們心裡面沒有過甚麼追尋的念頭，即便是追尋一支筆。

村上春樹在美國光臨過理髮店之後，曾經充滿心靈創傷地形容美國的理髮風格和日本的理髮風格相較起來，就像除草機剪草之於盆栽修剪。唔，對於髮藝錙銖必較的這種態度，也相當具體顯現在東西方文化對文具開發的執著上。姑且不論那些櫃台人員必須戴著白手套捧著產品展示的貴族型文具﹝比如萬寶龍鋼筆﹞，當代日常西方文具店和日式文具店相較起來，就像工具展覽室之於文具狂開發中心，前者講究實事求是的功能性，後者則尋求各種層次的自我超越與花招，0.5mm筆芯之後勢必有0.3mm或0.2mm……可能會不斷發明至筆芯看不見為止，最好能讓買家發出「欸？」之類愛不釋手的驚嘆聲。

在集體主義盛行的亞洲國家，再普通也不過的筆，小學生用的、考生用的、劃重點用的筆，也可以設計得心機十足、充滿耀眼的個性，社會環境試圖弭平的單音與畸零者，在文具的國度裡並不存在，那些花枝招展、充滿奇想的身外之物，彷彿在經營某種最小限度的解放。個人主義相對突出的美國，其文具部門的筆卻是面目模糊的，那筆……就單純是一支筆，是那樣的原始，幾乎不求上進。

台北101附近有一家名為「大人小學」的古文具行，賣的與其說是文具，不如說是故事。比如「柏拉圖鉛筆」，老闆是這樣介紹的──

「日本百年大牌《中山太陽堂》由創辦人「中山太一」於1919年成立日本文具製造株式會社，當時便推出高級柏拉圖鋼筆，並於1922年創立《柏拉圖出版社》先後出版《女性》及《苦樂》雜誌，也因此培育出許多優秀的作家、插畫家與平面設計師等，同時對現代主義影響甚遠。柏拉圖在日本文藝史上，具有相當深厚的足跡與價值。」

於是乎，那看起來相當素樸的柏拉圖鉛筆，無論如何都散發出了智者的光圈，即使它照亮的是我小小的物質世界。在故事的潤澤、光的照耀之下，我像隻趨光的幸福甲蟲，沾墨玻璃筆、鉛筆、剪刀等等，在我意識到之前，紛紛入荷。「或許不曾有人對鉛筆痴狂，不過在特定情況下，擁有鉛筆的欲望也會變得無比熾烈，」那般與這般的「特殊情況」不斷襲來，最終我並沒有擁有「柏拉圖」，倒是買了一支細瘦而繪有卡通人物的細鉛筆，筆頭處掛了一只繪有山口百惠的圓形吊飾，對著我唱歌。收藏一支鉛筆最不缺的就是藉口，吳爾芙指著我笑。

回頭說村上春樹。在《終於悲哀的外國語》中，村上大叔相當靈活地揶揄了美式生活﹝包括了除草機式理髮技術﹞。然而，當村上大叔公開了他的書房照片時，許多人議論紛紛的並不是蘋果電腦或整牆的黑膠，而是他桌上的Paper Mate土黃色經典六角鉛筆，滿滿塞滿兩只玻璃杯。據說他是在美國量販店第一次認識到Paper Mate鉛筆，說甚麼此後「自己的手被制約了」。剪頭髮的時候擺脫不了盆栽養殖般的日式技藝，但是寫小說的時候，卻必須是「能夠輕鬆握住的粗糙感，用起來沒有壓力」的美式老派鉛筆，而不是那些追求地表最強的日系鉛筆，這種性格上的矛盾﹝講究與隨性﹞、在東西方美學中間的擺盪，實際上正是他寫作風格的寫照，最後他畢竟是選擇了用一種西洋的語調與筆法在寫日文故事。題外話，村上春樹在有點藍調憂傷的〈下午最後的草坪〉短篇小說裡面提到了草坪也提到了鉛筆──某個夏日早晨，主人翁的女朋友寫信來談分手：

「說甚麼一直喜歡我，現在也喜歡，今後也……反正就是想分手。有了新的男朋友。我搖頭吸了六支煙，出去喝易拉罐啤酒，回房間接著吸，還折斷了桌上三支HB長杆鉛筆。我並非怎麼生氣，只是不知如何是好。」

到底是為甚麼要折斷鉛筆，而且特別是HB鉛筆，而不是2B鉛筆，這畫面太生動，我一直想問村上大叔他對HB鉛筆有甚麼意見，畢竟他是一個對鉛筆有執念的人。

如果說鉛筆的使用與追尋看得出一個人的個性，那麼從一個人劃重點的方式也可以看得出一個人的個性。學生時期，身邊總是有那種必須用斑斕色筆替教科書畫重點的人，聽講的時候手指上永遠有大概十支色筆在奔波，每支色筆都有不同的意義與功能，有的時候因為換筆過於忙碌，可能連老師在講台上說的重點都沒聽見。

螢光色的重點筆讓我看了眼痛，我是敬謝不敏。學生時代的我，在課本上劃重點也是漫不經心，像蚯蚓爬過的痕跡，或許是我對教科書毫無感情。看課外書的時候，通常不畫線，偶爾要標注重點，就用鉛筆淡淡勾畫一下，畫線絕不用尺。許多書讀不完，鉛筆夾在裡面，鉛筆隨之經常無端消失。

工作以後，案牘勞形，我在不同時期、各地的辦公室桌面往往同樣蕭索如冰原，相對於那些在辦公室養出熱帶雨林般植栽、把絨毛抱枕帶來塞滿有效空間、不小心把辦公室裝飾成第二個家的同事，我的辦公室桌面除了工作檔案、電腦，剩下來陪我的就只是文具。

像是可以隨時遞出辭呈那樣，我喜歡鉛筆痕可以被抹去的特性，清爽的，細雨般，可以打草稿、可以不斷重來、還原空白，不像墨水筆那麼莊重、原子筆那麼油滑，寫起來有點阻力，疾書時發出輕軌電車般微弱的摩擦噪音，並且，讓孩子們學會寫自己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