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子逸  (原載於《印刻文學生活誌2019 September 193期)

五年前，「八十八顆芭樂籽」樂團接受UMAS採訪談台灣獨立樂團演化，「獨立」、「地下」樂團這些現今為人所熟悉的文化符碼經過時代的淘洗，產生了微妙的流變。從音樂創作者的角度來看，所謂「獨立」、「地下」有精神與體系層面的意義，也是環境與人催生的名號。

根據報導，團員阿強受訪時因為正在喝一壺鐵觀音，順勢以「自耕農」的概念類比「獨立樂團」，強調獨立音樂人創作初衷第一順位是創造好的藝術：

比方說今天我想種出好的鐵觀音，因為我要做這件事情，所以我想辦法賣，在自己家裡賣或上網賣，這個是自耕農。如果我一開始就想說，我這個鐵觀音很好，我覺得我可以靠這個賺大錢，我要賣去美國、賣去日本，這個叫做企業化。自耕農心裡想的是我要種出鐵觀音，我最原始的念頭是這個，而不是我要種出可以賣到國際的鐵觀音。

這段話讓我想起一件事。幾年前一群長輩來家中聚餐，鬧哄哄地。席間我大概是唯一的寒傖「文人」，大概是有人替我做起文人發大財的美夢，依稀記得自己簡略回應了一番，只可惜當時手上沒有一壺鐵觀音足以啟迪我現場做出老嫗能解的譬喻，不過我想傳達的概念在某種程度上跟上面那一段的「鐵觀音自耕農」比喻類似──功利照理不是文人的職志與終極目標﹝當然，如果時勢造英雄那也沒什麼不好﹞，或許就像人文學院的存在並不是為了什麼積極顯性的物質回饋，愛一個人、愛一個孩子不是為了……好吧其實人文學院或者愛一個人什麼的後面那幾句話我都沒有說，畢竟那不是和長輩一起喝酒吃滷味時的適當題材，總之我想表達的是「文人無用論」。好險也真的沒有說，因為才剛簡單答覆完，長輩便熱情祝福我拿到「諾貝爾文學獎」。

就字面意義而言，中西方音樂或電影圈的「獨立」是Independent，簡稱Indie，中文有人暱稱「硬地」，指的是內在精神﹝表現形式或宗旨﹞與外在生產方式﹝體系、發行廠牌或製片﹞的不從眾，類似於背包客凡事自己來不願意跟團的概念，具備特殊的形象﹝注意：背包客雖然獨行但實在不保證特別會玩、眼界特別深沉﹞。然而，對八十八顆芭樂籽來說，真正硬地的「獨」，不只是自外於主流體系的那種獨立，更是意識形態的獨立，因此講究精神自由與原創性，甚至某種破壞性、顛覆性的叛逆，比如說，在「獨立」音樂的概念還沒有成熟之前那些「地下」音樂，或者更生猛像土製炸彈一樣的「土製搖滾」，具備造反的能量。

﹝抱歉打岔一下，自耕農、硬地、地下、土製……藝術文化事業這件事或許本質上還真的很容易吃土，不然這些標籤怎麼會這麼剛好聽起來都如此土壤肥沃？﹞

應該早有人發現，談到自耕農﹝小農﹞、獨立音樂、獨立電影、獨立記者等非常「硬地」(indie)的獨派，皆有具體的形象與指涉，但如果要談「硬地」文學或者作家的形象，內容物卻像白內障的視力一樣一片朦朧，換個角度來說，獨立文學的概念並非如此必要，就好像高行健、村上春樹或傑克．凱魯亞克不會自我介紹：「你好，我是獨立作家」，似乎只要這麼做更會給人此地無銀三百兩之感。

獨立書店、獨立出版的概念相對而言容易理解，在戒嚴時代，因為查禁而被劃入不見天日、無依無靠「地下」書刊的文種也容易理解，這些都是因應體系或體制所做的分類，唯獨「硬地文學」(indie literature)聽起來特別畫蛇添足。單純從內在精神層面來看，我想這有兩個重要原因：文學的本質與設定本來就是獨立的，文學創作者亦是。另一個不那麼重要的外在原因是：在其他領域，「硬地」多半是相對獨立於大眾流行文化的「次文化」，然而在文學領域，所謂的大眾文學卻不見得被視為主流，甚至有被歸類為次文化的可能。

根據先前提及的採訪，台灣的「地下音樂」一詞轉變為「獨立音樂」，「地下」音樂似乎被汙名化，真的沉到地心，暗不見光的邊緣感更重了。雖然讓人感到沮喪，然而回到文學的層次來談，文學的同溫層好像沒有同等級的困擾，可能是因為，嗯，在這個時代，文學這種手工業從未離開邊緣位置，此外，寫作這件事很少可以讓創作者直視觀眾﹝誰能一邊發表一邊看到讀者在下面搖螢光棒呢﹞，長期無依無靠，既然這樣，大家就很體貼地撇過頭去不想多談。蔡珠兒在《雲吞城市》的自介中一段非常可愛的敘述：「……其實我覺得自己是個礦工，長年蟄伏在一萬公尺的坑底下幹活，在黑暗中匍匐摸索，鑿石為穿胼手胝足，沒有光沒保險，萬一發狂亦不計入職業工傷。」說的大概也是文學勞動者共同的處境。尹麗川甚至在散文集《再舒服一些》中寫給朋友狗子的文章中以特有的菸嗓筆觸說：「其實地下與否並不夠成尊重一個人的理由，尤其在文學方面。多少文學青年在販賣自己的落寞，又有多少活在地下的人不過是在等待招安」，寫得像一記警鐘。

好吧，假使要將阿強的「鐵觀音自耕農」論具體而微地寫成加強版而且正式的文藝創作論，勢必得召喚高行健先生了，畢竟他是資深的文藝自耕農。在無數演講場合以及《論創作》、《沒有主義》等論述中，他非常清楚地昭示了自身的創作美學及原則：擺脫任何意識形態的束縛，審美超越現實功利、超越歷史，「遠離權力，也遠離大眾趣味」，絕不成為政治附庸。看到這裡，如果能夠讓喬治‧歐威爾先生穿越蟲洞與高行健先生好好地喝杯茶聊一聊﹝或者出去打一架？﹞，順帶現場直播就太好了。喬治‧歐威爾在〈我為何寫作〉(Why I Write)中很清楚地表明了自己在寫作風格亦趨成熟之後，「最想做的一件事，就是讓政治寫作成為藝術。我的出發點，一直以來都來自於一種黨群意識、一種不公平感。當我坐下來寫書的時候，我不會對自己說，『現在我要來創造一件藝術品』。」和高行健先生完全相反，他認為所有的文學都具備有廣義的政治性，乘載著某種意識形態，「這世上沒有一本書，是完全沒有政治傾向的」，寫作也是基於歷史的使命。

我並沒有對某種純粹理念的潔癖，或者說，我對任何純粹都抱有高度戒心。我的寫作過程中，高行健與喬治‧歐威爾先生兩人聲音幻化而成的天使輪流分別坐在我的左右肩頭，非常聒噪地爭論著，有的時候我歪頭聽左邊的，有的時候轉向另一邊。

在這個喝杯手搖飲料都不平靜的時代氛圍中，還有誰能置身事外，誰又能真正獨行？無論如何，我以為，目前這個世界上，「硬地」這個詞還沒有渲染文學界成為通用代稱是一件難能可貴的事，那是因為即便大環境遲遲無法讓文學創作者自給自足的餘裕，擁有「硬地精神」是理所當然的事，說出來幾乎是廢話。即使每位創作者的硬地精神南轅北轍，自然全都是成立的，誰都不給誰收編，定義仍持續流動。

幾年前我陸續拿了幾個全國性文學獎，在某一次寒冷的頒獎典禮中，我體悟某種細微的心境變化，那就是，我漸漸明白，在人生歷程當中，生而為人和寫作這件事，本質上是孤寂的，即使是頒獎典禮這樣熱鬧的場合，或者曾經黏膩的友情或愛情，長遠來看，往往是無效的。獲獎的時候，感覺上好像整個世界都來拍我的肩膀說：幹得好，但也是一剎那的事，很快地，整個世界便集體離席，只剩下自己。為何寫作？這件事恐怕不只是創作者個人的命題。而我唯一能做的事，大概只是搖晃殘存的那一點硬地精神，像鼴鼠一樣在地下挖出通道，希望能夠勉強證明，寫作這回事 ，不是全然的無效。

註：本文提及的採訪文連結 >>>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3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