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蟻:慾望謎網》朱賢哲導演:我可以寫劇本寫到八十歲

/包子逸  (原載於《放映週報》)

 

朱賢哲寫電影劇本、拍片的歷史已經超過二十年,但《白蟻:慾望謎網》卻是他的第一部劇情長片。觀眾或許看過他的紀錄片,卻難以藉此推測《白蟻》的樣貌,即使回顧朱賢哲的拍片歷程,也會發現他的作品類型和表現手法變化多端,擅長的紀錄片也風格分歧,不像某些導演有強烈的「作者」(autheur)印記。

《白蟻》帶給觀眾的新鮮感不僅來自於對導演的「陌生」,這部電影放在近年國片的類型光譜中,也是讓人眼睛一亮的異數。《白蟻》前半部容易讓人聯想到金基德,明快緊湊、充滿懸念,利刃直指社會與道德的難題,後半場卻跳脫線性敘事,出現幾次變奏。雖然相關報導經常刻意提及一刀未剪的自慰戲,電影整體而言講究寫實、逼真,但後半場的部分超現實表現手法與心理戲也相當突出,追根究柢,這些表現手法綜合反映了朱賢哲的專業訓練與哲學觀點。

朱賢哲大學主修國畫,對書法與國畫的寫意情有獨鐘,研究所則在紐約雪城大學(Syracuse University)主修電影製作,當時的學院訓練重視實驗劇情片,指導教授認為「詩」最接近電影的本質,而非「小說」。九○年代他參加金穗獎初試啼聲,《藝術家的電影》、《美國大廟》等短片皆相當前衛,透過聲音、影像與敘事實驗,戲謔地挑戰形式。後來,即使朱賢哲相當密集地拍攝紀錄片,也獲得多方肯定,但他卻認為,跳脫敘述框架的影像詩《弱囚》、《創世紀‧排練》最接近他的創作核心。


《藝術家的電影》(圖片來源/金穗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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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特森》:活得像詩一樣
/包子逸  ﹝原載於《放映週報》﹞
 

賈木許(Jim Jarmusch)不拍「消耗性」的作品,尤其是那種口香糖一樣嚼久了就失去味道,除了呸一聲吐掉別無他法的人工香料電影,因為他不販售套裝的驚奇與趣味。賈木許最新劇情片《派特森》(Paterson)依照慣例是「完全劇透也無損觀賞樂趣」的力作。實際上,這部電影波瀾不興的程度可說是前所未有,過去賈木許最恬淡的電影至少還有出奇不意的晃蕩與際遇,但這部電影最「激烈」的橋段大概只有公車拋錨、乘客自行腦補公車「會炸成火球」〔但並沒有〕這一段而已。

就字面意思而言,形容這部戲「如詩如畫」相當貼切,看完電影如果有人想具體陳述所謂的「情節」只會徒勞無功,因為它確實是一部沒有情節起伏、近乎液態的成品,主角也樸實得像隔壁鄰居,雖然有很多手工藝般推敲出來的溫潤細節被放進電影這個容器,但賈木許並不打算把它捏出具體的、可以簡單歸類的形狀。

對於平常接觸詩的人來說,這並不是難解的一種狀態:讀詩的人必須耐心在詩人羅織的片段與節奏感當中,緩慢地自行對焦、尋找樂趣,在摸索的過程中,偶爾會有燈泡亮起或被閃電擊中那般,「啊哈!」忽而感悟、共鳴的瞬間(所謂的epiphany)。耐心等候那樣的瞬間,或許是賈木許的期許,也可以說是他對所有生活者的建議。專注於當下每一個瞬間,沉澱到最平凡的日常之中,那麼日常也有詩心──賈木許在電影的最後,透過一名日本遊客之口,把這樣的心願說了出來。

《派特森》講的是一位詩人公車司機早上起床之後發生的瑣事,時序僅長達一週。相較於早期賈木許作品中那些游離在體制邊緣的人,這次《派特森》的主角特別循規蹈矩,不是騙子、痞子或逃犯,男女主角相愛模式也特別和諧,每天過著規律到不行的尋常日子,只偶爾藉由一些藝文活動撈補一些現實之外的靈光,為單調生活帶來小小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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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德胤電影的孤城與倦鳥:從語言和文學談起

/包子逸 ﹝原載於《映畫手民》、《故事》網站﹞

 

認真想起來,我的生命中出現過不少緬甸華人:穿紗龍裙上課的大學同學、借道泰國最後落腳紐約的緬北前游擊隊員、在頂樓加蓋裡教我書法的老師、帶著妻子來台灣另謀出路的地質學家、一生顛沛流離的杜阿姨……。其中幾位教過我媽做緬甸菜,他們去中和華新街買食材,做過一些特殊的異國食物,我印象最深的是魚湯麵,手續繁複的湯頭又香又濃,上桌前必須灑上萊姆汁、香菜和炸得金黃薄酥的豆脆餅。

我偶爾也上華新街吃早餐,緬甸常見的茶館在這條街上化身為各式小吃店,人們在這裡悠閒地喝茶看報吃飯,難以判斷他們的原鄉到底在哪裡。小小一條街食物風情極其混雜,匯集了許多緬式雲南料理,間雜港式飲茶、印度烤餅、泰式餐飲,百般滋味顯露出緬甸華僑漫長的漂泊史。

身分流動的細節不只反映在食物花樣上,同樣也反映在這群移工/移民的腔調裡──緬甸華僑人人能說多種語言,他們能靠多少語言流暢表達自己,就顯示他成長背景或家族移民史有多曲折。

許多緬北華人說雲南話,仰光華僑則多來自福建與廣東,與我家熟識的杜阿姨能說客語、粵語、緬語、閩南語,因為她祖籍廣東,家族移居仰光,軍政府上台後因激烈的排華運動折返中國,在文革時期的華僑農場工作幾年,再到香港依親,最後才來台灣。她目前在台灣的親人抵台方式也不盡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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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見瓦城》劇照。圖片來源:再見瓦城The Road to Mandalay臉書粉絲專頁

隨著民主轉型漸上軌道,以翁山蘇姬為中心的改革力量在國內外發揮影響力,緬甸緩慢但穩定地開始重回國際舞台。翁山蘇姬獲釋後,好萊塢旋即推出《以愛之名:翁山蘇姬》(The Lady, 2011)的應景之作,書市也抓緊機會餵養讀者的好奇心──今年緬甸大選過後,台灣出版社不約而同推出種種關於緬甸的紀實報導(包括:《緬甸:一個徬徨的國度》、《緬甸:追求民主自由的反抗者》、《變臉的緬甸:一個由血、夢想和黃金構成的國度等等),每一本都厚重紮實,試圖釐清緬甸錯綜複雜的歷史脈絡。

在這個時間點,緬甸台籍導演趙德胤在 2016 年推出的《翡翠之城》與《再見瓦城》特別引人注目,不僅只是這兩部片為導演投注最多時間與資源(因此相對於前期作品更加成熟而完整)的作品,也因為在緬甸藝術電影付之闕如的當下,趙德胤的故事無疑是填補這片空白的先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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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包子逸  (放映週報8/8/2016)

《丹麥共居生活》(The Commune)是一部談愛的戲,不過劇中沒有Discovery動物頻道般的漫長求偶舞,省略了浪漫派的眉來眼去,喜歡一個人或展開親密關係毋需客套,感情的破冰過程就像拿菜刀拍大蒜一樣乾脆俐落。

丹麥導演湯瑪斯‧凡提柏格(Thomas Vinterberg)確實從不掩飾他對惺惺作態的社交儀式毫無耐性,從最早的《那一個晚上》(Festen,1998)、《謊言的烙印》(Jagten,2012),一直到最新的《丹麥共居生活》,這幾部處理人際關係的代表作都相當一致地展現這個取向:求愛是直爽的,撕破臉也是單刀直入,為了測試愛與偽裝的極限,凡提柏格通常沒有什麼廢話。

這幾部片都有長桌聚餐但遇到超尷尬狀況的場面,人們為了營造表面的和諧,往往喜歡誰也不得罪地維護風平浪靜的樣子,但在凡提柏格的餐桌上,所有的和諧都暗潮洶湧,他顯然特別享受用榔頭般急轉直下的敘事手法擊碎這種和諧,暴露桌底下(一般來說)不可告人之事。

是的,凡提柏格擅長在迷你社群空間(小鎮與大宅,餐桌與校舍)裡製造風暴,有點像在羅馬競技場放猛獸咬人,以縮限空間裡的壓迫凸顯人性衝突,取其象徵意義,因此這些作品特別有舞台劇的效果,不時讓人聯想到他的老搭檔拉斯‧馮‧提爾(Lars von Trier)的《破浪而出》(Breaking the Waves,1996)與《厄夜變奏曲》(Dogville,2003),命題尖銳,總是讓人感到不能放鬆,好像遇上了不斷地在道德抉擇路口開快車的賽車手,不斷擦撞一些安全地帶之外的危險,上了車的乘客只能非常警醒地隨著路況而不斷修正判斷,思索安全突圍的辦法。

《丹麥共居生活》擺在這些作品之中,可以算是特別的和煦,甚至注入用量極低的黑色幽默,附送一點嬉皮世代烏托邦的餘溫,但也不能算是安逸的輕鬆小品,故事講的是一群丹麥人如何展開實驗性的公社生活,背景源自於導演70年代的兒時回憶(比如劇中有一個角色會任意燒毀同居者隨意散置的物品,在現實生活中真有其人)。當時,反戰風潮已經到達頂峰,愛與和平的運動藉由流行音樂與文化而在全世界開枝散葉,公社共居實驗自然也是這波熱潮的副產品。

劇中,建築系教授繼承了一棟巨宅,他的主播妻子為了替生活找點樂子而提議邀請一群人來共居,以民主投票方式決定新住民,並且實施共享經濟。一開始,愛與和平的想像確實讓一群人以為找到精神的歸屬,大家庭般的時光似乎帶來前所未有的幸福感,直到一位彷彿從柏格曼電影裡走出來的金髮女郎攪亂了這池春水(某種程度上,她與女主角的映照也真的有點像柏格曼的《假面》),打破了微妙的生態平衡,愛情與家庭的整合自此開始。

寬容的愛有沒有極限?這部片並沒有苦海明燈式的速食解答,也絕無勵志或尋找替罪羔羊的意思,它僅僅展示了人心變化的幽微與痛苦,這個世界上有愛無從解決的問題,也有寬容無法擁抱之處。單以片中的女主角來說,我們可以看到她如何從一個心境飽滿感覺被愛的女子,在近距離與現實搏擊的過程中瓦解,從一開始感覺站在世界之巔直到遭到放逐,慢慢自我摧毀她理想中、理智中想達到的無條件包容。此外,號稱民主而無政府主義式的共居生活,也不可避免地在共事的過程中出現缺陷,在維護自我意志與群體和諧的平衡中,注定有痛苦的犧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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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子逸  (10.05.2016 說書Speaking of Books網站)

 

足球、沙灘、嘉年華、敞開懷抱的耶穌像……除了這些經常被印成廉價明信片販售的印象,世人或許還會在選購夾腳拖、觀賞維多利亞秘密內衣秀的時候想起巴西,陽光的巴西。

世界知名的巴西夾腳拖品牌之一 Ipanema(伊帕內瑪)販賣的,正是這樣明媚的形象。伊帕內瑪與里約熱內盧(Rio de Janeiro)南方、緊靠海灘的地域同名,當地的氣氛也最符合觀光客想像中的巴西風情:依山傍水,時髦而悠閒,沙灘美景洋傘與雞尾酒,性感活潑又適可而止。

伊帕內瑪沙灘。圖片來源

如果要選擇可以輸出到全球的代表性地方形象,巴西里約肯定相當樂於欽點伊帕內瑪,因為它政治夠正確。在那裡,一切顯得如此風調雨順,人們健美樂觀,即使海水偶爾有點臭。

不過,事與願違,流行天王麥可.傑克森 1996 年不顧官方抗議與阻撓,跑到里約拍了一支 MV,歌名是〈They Don’t Care About Us〉。為了闡述符合歌名的社會關懷,MV 自然沒有讓伊帕內瑪入鏡,而是在當地黑幫護航下,深入里約貧民窟聖馬爾塔(Santa Marta)取景,並且讓 MV 裡的警察看起來有點窩囊。

更火上加油的是,2002 年《無法無天》(Cidade de Deus這部紅極一時的里約幫派電影出現了,自此宛如厄夜叢林的「上帝之城」名號也與里約結下不解之緣,從此里約貧窮、毒品泛濫、黑幫橫行、官方腐敗的暴戾面從此更為具象,而人們提到「City of God」這個神性的名字,總是不懷好意──「根本是遭上帝遺忘的地方吧」,眾人不免如此聯想。《無法無天》甚至有句台詞是:「里約熱內盧已經忘了我們。」在流行文化的推波助瀾下,里約再也無法假裝開朗無事。那個腥風血海的「上帝之城」里約,那個孤苦無依、「They Don’t Care About Us」的里約,特別有種跪喊「天公伯啊──」的悲悽感。

《無法無天》海灘上經典劇照

台灣八旗文化不久前出版的《里約熱內盧》(副標:陽光、森巴、基督像背後的危城真面目),英文原名是 Dancing With the Devil in the City of God ,自然也是利用了「City of God」這個文化符碼的反諷特質,強調「與惡魔共舞」的那一面,從天災人禍、性別平權、貧富不均、公共建設這幾個面相,拼湊出里約「出賣靈魂、玩火自焚」的種種顯性與隱形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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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子逸  (11.12.2016 說書Speaking of Books網站)

2008年金融海嘯來勢洶洶那一年,日本的舊時代小說《蟹工船》(1929)重新浮出水面,銷售量突然海量暴增,以年售百萬冊的暢銷速度橫掃書市,不但數十家出版社競相出版,漫畫、電影改編也紛紛出爐,彷彿刺中了現代窮忙族集體的痛處。

當代日本人到底是懷抱著怎麼樣的心情,竟然在八十年前的苦命臨時工身上看到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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蟹工船》的開場白是一聲吆喝:「喂!要前往地獄嘍!」發話者是一群漁工,他們一邊自我解嘲,一邊準備到大海中搏鬥,螻蟻般任人宰割的賣命生活就要開始了。

從大環境的角度來看,這個「地獄」也可以說是緊接而來的全球大蕭條:金融海嘯在《蟹工船》初版後的1930年代發生過一次,又在這本書突然狂銷的2008年再度發生,近乎某種神秘的諭示。這些巧合使得《蟹工船》的諷刺性更加銳利,資本社會的經濟風暴來襲之時,「在同一條船上」的勞工與刀俎下的魚肉無異,隨時都可能被輕率地拋入大海。

蟹工船》是一部關於漁工被極盡壓榨,最後在苦痛中覺醒,並試圖集體對抗剝削的中篇小說。為了完成這部中篇小說,作者小林多喜二長時間在函館訪談漁工,以1926年北海道的博愛輪、英航輪虐工醜聞為藍本,嚴密的寫實風格使現場的惡臭、殘酷與鬱悶躍然紙上。單純以文字的藝術風格來看,這本小說也非常值得反覆閱讀,許多精巧的比喻、人性的心理描寫,都是其他視覺改編作品所沒有辦法取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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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電影改編作品。SABU導演。

小說裡有一段值得玩味的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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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圖〉

/包子逸 (人間福報副刊11/13/2016)

 

那反覆攤開摺疊的破爛地圖  幾乎
不能承受另一次曝光  就要散了。
背包客的樂趣  持續在
直線生活的裂縫間跳躍  享受斷行的
陽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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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子逸  (原文刊載於映畫手民故事網站)

 

法國電影短片《堤》La Jetée, 1962)和美國小說《第五號屠宰場》(Slaughterhouse-Five, 1969;1972 年改編成電影)為時空穿越劇的經典代表作,前者故事聚焦於巴黎機場一座攔截記憶的「堤」,後者聚焦於德國德勒斯登(Dresden),一座血跡斑斑的「屠 宰場」。在美學與哲學意義上,這兩部冷戰時期的作品是難以超越的標竿;在形式上,後來我們所看到的時空穿越劇,無論是《魔鬼終結者》(The Terminator)或最近的《星際效應》(Interstellar),或多或少都有它們的影子。

穿越劇一般處理的是俗世中懸而未決的危機,它反映了困守在三度空間、被時間推著前進的人類試圖翻轉歷史的深層慾望。

以《來自星星的你》來說吧,身為外星人的都敏俊是活在永恆時空〔但困守地球〕的外星 人,不受俗世律法的規訓,在他狀態最好的時候,完全不受時間與空間的制約,不但凍齡、可以瞬間移動,還能根據自己的自由意識操作歷史事件的發生,在線性歷 史中製造斷裂〔靜止的時間〕,於暫停的時空之中穿梭自如,展開各式各樣的救贖。這部片幾乎從頭到尾都靠這樣萬夫莫敵的神人,以激進的超能力破解種種危機與 歷史謎團,彰顯某種理想〔無論那是正義還是愛情〕,浪漫到無可救藥。

《星際效應》玩的也是回到過去解救人類危機的老梗。

《星際效應》玩的也是回到過去解救人類危機的老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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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子逸  (原刊載於映畫手民故事網站)

 

去年夏天,全球難民總數已逼近 6,000萬人,長期以來,大量被迫流離失所的難民如暗潮般在國際流蕩,他們努力在政策與疆界間突圍,希望終結「被排除在外」的卑微生存境遇,找到安身立命之所。

2015 年初秋,敘利亞紅衣小男孩擱淺在沙灘上的影像,在全球媒體投下震撼彈,國際難民家破人亡的困境突然立體而具象起來,有效刺激了大眾的道德反省,繼而逼迫多國政府在收容政策上表態。

然而,紅衣小男孩所引燃的關懷,就像雪夜裡擦亮的火柴,面對現實的酷寒仍然無以為繼,似乎隨時都能在忙碌現代生活中淡滅為一縷焦煙。開明懷柔還是堅壁清野的兩難,引發了更複雜的辯論與衝突,針對異族〔無論已入境與否〕而來的敵視也在各地節節攀升。

今年五月,數千難民再度冒著生命危險試圖偷渡至歐洲,至少七百人葬身地中海。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過去兩個月內,一波波冒著生命危險偷渡至歐洲的難民成千上萬,逾千人葬身地中海。與此同時,法國與希臘等難民輸入國數度大舉拆遷臨時難民營。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這些議題的迫切性,催生了不少針貶時事的深刻電影。2015 年坎城影展金棕梠獎頒給了《邊境戰魂》(或譯「流離者之歌」,Dheepan),描述的是斯里蘭卡難民於巴黎郊區過著動盪生活的故事;今年的柏林影展高調表態:「影展永遠是反映現實的地震儀,它是對現實的探討,也是現實的明鏡」[1],強調本屆影展對難民與戰爭議題的重視,最佳影片金熊獎更頒給了紀錄片《海上焰火》(Fire at Sea),片中地中海小島收容難民的悲歌,特別有標誌性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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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子逸

 

中國有句老話,「要想富,先修路。」誠然,道路消弭了空間的阻隔,拉近了人與人之間的距離,促成了商品和景觀的交換,增添了生活的品質、速度、廣度和深度。這是道路所餽贈給我們的禮物。

但我不認為這就是一條道路的全部。就像在一條看似波瀾不驚的河流底層,既會有各種魚蝦和水草的生長,也有暗流和漩渦的存在,在一條道路的背後,也一定會有一些我們看不見、想不到、陌生而未知的東西存在和生長著。

──張贊波,《大路》

1

張贊波的《大路朝天》是一部成熟的紀錄片,敘事明快、毫無冷場,講的是高速開發的中國底下,一連串光怪陸離的潛規則。因為片裡揭露了太多實話和實情,觀眾不免心裡七上八下,忍不住擔憂:「這……這樣坦白,真的好嗎?」看了眼皮特別跳,怕有人因此會被請去「喝茶」[1],畢竟,「在中國,真正搞紀錄片的人是要提著腦袋吃飯的!」,這話是張贊波在電影學院畢業前某位同學所說,這番疑慮不是沒有它的道理。

《大路:高速中國裡的低速人生》,台灣八旗出版。今年五月中旬將在台灣TIDF國際紀錄片影展播映兩場的《大路朝天》, 就題材而言,台灣民眾應該不陌生,因為這部紀錄片的文字版《大路:高速中國裡的低速人生》早在2014年夏末就已在台灣出版。張贊波從2010年開始,在 湖南小村潛伏三年拍攝漵懷高速公路建設,白天提著攝影機記錄過程,拍成了《大路朝天》,晚上便把見聞省思整理成文字,寫成了《大路》一書,拿下了開卷好書 獎和台北國際書展大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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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子逸

 

我一直很喜歡基隆,儘管這個城市其貌不揚,雨下得太多, 冬天太冷,對一般的觀光客來說,可能只有廟口夜市閃閃發光,但其實基隆有很多神奇的地方,小吃就不用說了,它多霧的山坡與海灣,港口與老鷹,雖然既不輝煌也不壯闊,但是很有故事性。

不久前,台灣推出了第一部虛擬愛情AVG電玩遊戲《雨港基隆》(2014),以戰後經歷二二八事件的基隆為背景,男主角周旋於三名分別代表日本、本土與外省族群的女子之間,虛實交錯的特殊設定引起了玩家的關注。

作為重要的港口城市,基隆的歷史本身就是濃縮的台灣史,煙雨朦朧的港都特色,更增添了現 成的戲劇張力。《悲情城市》(1989)也曾透過角色扮演,在霧雨基隆的背景中,勾勒台灣大時代的動盪、地方勢力的角力和小人物的無奈,電影中盤問「你是 哪裡人?」〔答曰:「我是台灣人!」〕的重要場景,同樣能在《雨港基隆》的鋪陳中找到呼應。

台灣「雨港基隆」愛情冒險遊戲已及三位象徵不同歷史背景的女主角。

台灣「雨港基隆」愛情冒險遊戲設計了三位象徵不同歷史背景的女主角。圖中背景為基隆田寮河畔郵局昔日樣貌。圖片出處:Erotes Studio

《雨港基隆》提供了一個建構在現實上的虛擬場域,協助玩家進入一個過渡的時空,延伸想像,進而產生各自的體會,這個前提和《悲情城市》的設想並無二致,在某種程度上,都是解謎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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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沒有郊區[1]生活的啟迪,美國當代文學與電影不知將失色多少。如果「乏善可陳」也足以激發繆思與靈感,美國郊區可說厥功甚偉,功德無量。

美國文壇與好萊塢影業定時拿郊區作題材,產量豐沛,從《超完美嬌妻》(Stepford Wives, 1975)[2]、《歡樂谷》(Pleasantville, 1998)、《美國心玫瑰情》(American Beauty, 1999)、《身為人母》(Little Children, 2006)、《真愛旅程》(Revolutionary Road, 2008),一直到最近的《控制》(Gone Girl, 2014),這一類的電影或多或少都有黑色驚悚的成分,擅長刻畫平靜生活中的失控與裂縫。這些電影反諷的意圖明白地展現在他們的命題上,只要看似陽光勵志 的作品名稱,劇情的發展肯定背道而馳,超完美嬌妻不完美、歡樂谷不快樂、真愛旅程走不下去,每一個幸福方程式後面都打了個巨大的問號。

傑克與蘿絲在《真愛旅程》裡飾演百無聊賴快崩潰的小夫妻

傑克與蘿絲在《真愛旅程》裡飾演百無聊賴快崩潰的小夫妻

從全球都市發展的歷史來看,工業革命之後,大城市變成更強大的經濟與勞工中心,此時大都市郊區已隨著鐵路的普及而悄然成形,但一直到二十世紀初,郊區仍是事業有成的富人遠離塵囂的昂貴選擇,無論現實中曼哈頓北方的里佛岱爾(Riverdale),或者《大亨小傳》(The Great Gatsby)中的長島西卵,郊區往往充斥著豪宅大院,至於沒有餘裕長途通勤的中下階級,則繼續群居於提供最多工作機會的市區。

在美國,白領異性戀中產階級為主體的郊區真正開始蔓延是從二戰之後開始,這是因為二十世紀大量生產的汽車促進了成熟的公路發展,退伍軍人[3]帶來的婚潮與嬰兒潮讓既有居住空間供不應求,美國政府為了安置都市過剩的人口,又不願意建造公寓式住宅〔冷戰期間的美國認為這種房子太「共產主義」〕,於是積極推廣在郊區建造獨門獨戶的住宅,國會挹注鉅款給建築業,打造速成的大片社區。[4]

50年代初期的Levittown。照片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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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晨跑〉

/包子逸   (原載於《聲韻詩刊》2015年12月號)

 

一列長長的碎夢從你剛睡醒的不規則髮線駛來,尚有

餘溫的擁抱睜開悠揚的軌道,金屬質感的嗓音排列成

睫毛上一站一站。懷內沉沉的遠山如緊閉的唇線,使

曲身如淺碟的台北城一時動念,呼出透明天光。緩緩

你的眼瞳旋起摩天輪,如七彩時鐘,以一秒二十四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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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網路變成現代人的生活必需品之後,它就成了史上最強大的許願池。如果有誰想要「向宇宙下訂單」(這是心靈成長暢銷書《秘密》[The Secret] 引爆的流行語),也許先上網還比較快。

我們都聽過懷才不遇的人如何在淒風苦雨中到處吃閉門羹的故事──比如約翰‧甘迺迪‧涂 爾(John Kennedy Toole),他生前吃盡了出版社的苦頭,一本書都來不及出版便抑鬱以終,無緣得見身後留下的《笨蛋聯盟》( A Confederacy of Dunces )拿下普立茲獎,還變成瘋狂暢銷的經典邪典(cult)小說。

如果涂爾是現代的網民,也許只需要像《羊毛記》(Wool)的作者休‧豪伊(Hugh Howey)那樣,坐在電腦前把作品上架到亞馬遜電子書城,就能改寫自己的命運─自己的小說自己賣!《羊毛記》電子書賣得太好,傳統紙本出版商還反過來求豪伊讓他們出書。

當然,失意的事不會突然絕種,但現在的網路平台至少替創作者打開了許多扇窗,不必癡等幸運之神來敲門,可以先主動出擊。集資平台、部落格、創作分享網站自主性高,跳過上層主管的干預,轉而由第一線的觀眾/消費者直接以按讚率和銷售量決定誰才是王道。

2000年創辦的美國Threadless 是第一波利用大眾參與生產而致富的網路商家。他們運作的基本模式是這樣的:各路好手隨時能上傳T恤的設計圖,Threadless會員隨時能上網評鑑他們 對設計圖的好惡,每個禮拜Threadless都會挑出評分最高或爭議性最大的多種款式上架銷售,創作者與公司共同分享收益。每款設計都是限量品,但如果 某款設計銷售一空,只要有夠多的會員要求再刷,便有再刷的機會。

網站提供行銷平台,創作者提供第一手的創意,消費者主導決策──甚麼樣的時尚才算時尚,在網路新世界裡,不再是少數人說了算的事。

類似的網路品牌風起雲湧,他們所合作的設計師就在你我之中。Society6提供的地氈、抱枕、浴簾等家飾設計,也是網民上傳的作品。對消費者來說,這些素人作品顯得更個人、更稀有,不容易撞衫,也不像工廠量產的大型品牌那樣浮泛而且缺乏參與感。

2015年春末,全世界規模最龐大的手作與古物(限定20年以上舊貨)網路販售平台 Etsy上市,從創業到上市,只花了十年,買家與賣家遍及全世界。Etsy的風行除了歸功於高度個人化的網路搜尋介面、推陳出新的主題報導,恐怕也是因為它獨特的經營方向滿足了後工業時代的新想望──一種更人性化、更有參與感的生產與消費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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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開始,每年夏初,小誌獨立刊物市集便會在台北東區的「行者」地下室展開為期兩日的聚會,現場有地下音樂表演、小吃攤,還有無數讓人眼花撩亂的自製刊物。

第二屆小誌市集的角落裡出現了兩位創辦《藍鯨》雜誌的年輕編輯,他們抱了一疊創刊號到 現場試賣,銷售成績亮眼。《藍鯨》是一本探訪台灣在地文化的小雜誌,專門深入尋常城鎮鄉村,發掘那些平常可能容易被人遺忘的文化風景。刊物市集結束後不 久,《藍鯨》巡迴全省舉行創刊號發表會,先在獨立書店展售,最後於誠品和各大網路書店上架。

與《藍鯨》類似,由台灣年輕人採訪撰稿,以「重新認識台灣」為志向的深度地方雜誌,近幾年如雨後春筍般湧現,比如以台南為據點的《透南風》,專門主題式介紹南台灣的地方生活美學與文化產業,雜誌還配合當期主題附贈地方手工品。

向來對社會議題有高度凝聚力的高雄美濃人,自2008年以來便有計劃地推出《野上野 下》迷你刊物,報導美濃自然、產業、人文,成為這波新生代「在地小雜誌」風潮的先行者之一。《野上野下》推出十幾冊後,一群返鄉的年輕人於2011年進一 步組織了「野上野下」文化公司,在鎮上設點販售出版品與在地產品,組織在地農業與文化的體驗與行銷活動,還成立了使用當令美濃農產製霜淇淋的「遛食冰」 (客家語「來吃冰」之意)小舖,處處可見新生代與對土地的深情。

隨著永續概念的日益成熟,類似「野上野下」的組織開始在台灣各地生根,諸如彰化溪州的 「成功旅社農用書店」、高雄哈瑪星的「打狗文史再興會社」與「拾在工創」、台北貢寮的「狸和禾小穀倉」,還有新竹的「見域亭仔角」等等,它們積極參與並推 廣各種人文與產業活動,介紹日常小吃、人物、空間與歷史地圖,扮演文化媒介的角色。新生代對台灣本土文化細膩的觀察力,以及對公共議題與文化傳承的使命 感,令人耳目一新。

類似的地方組織都有自製的地方刊物,除了小冊與書籍,還包括定期出版的小雜誌,包括逗 點文創社創辦的桃園地方誌《夭夭》、高雄叁捌旅居創辦的鹽埕地方誌《什貨生活》、見域工作室創辦的新竹地方誌《貢丸湯》。今年,基隆的《雞籠霧雨》、蘭嶼的《 952vazaytamo》、創刊號介紹艋舺的《五花鹽》和花蓮 的《拾紙》也加入這越來越壯觀的隊伍,變成在地小雜誌的最新生力軍,未來他們還能帶來甚麼新觀點,令人期待。

想要貼近台灣各地真實的生活樣貌,下次到台灣各地旅行,別忘了去拜訪地方上好客又對在地文史如數家珍的年輕人,或者去獨立書店找一本在地小雜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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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傳媒》今年十月發表了一篇北京報導〈單車時代還會回來嗎?〉,光看這個標題我們就知道單車時代不只揚塵而去,而且已經離現在的北京很遠很遠了。

義大利新寫實電影經典《單車失竊記》

義大利新寫實電影經典《單車失竊記》

戰後義大利的新寫實主義[1]經典《單車失竊記》(Ladri di biciclette,1948)登上大螢幕的那一年,北京城裡有將近有18萬輛單車[2],此後半個世紀這個數目以驚人的速率持續增長,有很長一段時間,單車甚至是一般家庭認定成家立業必備的「三大件」〔手表、收音機、單車〕之一,既是日常所需,亦是重要的經濟文化象徵,陪伴市民度過70年代經濟改革前後青黃不接的漫長時光。

80年代尾聲,北京單車時代青春正盛,六成以上的市民以單車代步,單車數量也突破了400萬輛,接下來的十五年,單車數量又翻漲了兩倍有餘,熙來攘往的自行車潮成了道地的北京風景,也是中國印象的縮影。不過,當2005年Katie Melua以清澈的嗓音唱著「There are nine million bicycles in Beijing」這首情歌,宣誓「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就像我愛你至死不渝」的時候,北京單車的帝國卻已日薄西山──二十一世紀剛起步的十年,單車文化急遽衰微,2000年北京市民以單車代步的比率仍有四成,但十年後已銳減不足兩成。[3]

2000年,導演王小帥拍了一部北京的單車失竊記,名為《十七歲的單車》,電影完成之際恰好位處時代的分水嶺,單車時代已在長長的下坡道上,老北京 的建設正慢慢剝除胡同之類的舊時代遺風。這部電影於是像琥珀一樣,把那樣的時空轉折完封在膠卷上,以青春為題,講的卻是悠遠的事,甚至有一種蒼老的心情在 裡面。

上個世紀末,在除舊布新的願景與房地產商的觀望中,北京著手展開有計畫的城區改造,漸次拆遷老城區胡同,在《十七歲的單車》的鏡頭中,緊鄰胡同的豪宅與興建中的大廈建地輪番出現,觀眾也能直擊胡同的牆上圈著大大的「拆」字,彷彿是一聲預告的槍響。

當初電影在中國受審的時候,審查單位告訴王小帥:「拍太多胡同,展示了中國的落後,影響北京申奧」[4]而給與刁難,電影拍攝完成後的 2001年,北京申運成功,為了在2008年向國際展現某種風光的、合於現代經濟文明的想像,胡同的解散更有如推倒的骨牌加速進行,導致2013年這部禁片終於短暫能夠上京公開放映的時候[5],導演想要「舊地重遊」,彼處多已無法辨認、或作煙塵,無「舊地」可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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臉頰被風和陽光吻得紅撲撲的小女孩剛從遙遠的縣城學校回家,回到大草原的生活。迎接女兒的爸媽看起來都很開心,進蒙古包之前,爸爸細心以布蓋住門外一頭被狼咬死的牲口,不讓女兒看見。

爸爸幫忙女兒脫去制服、換上柔軟棉袍,感嘆女兒離家時又長大了不少。女兒問爸爸:「狼還有來嗎?」爸爸輕描淡寫地輕聲應道:「有啊。」

趁著媽媽忙家務的時候,小女孩跑進來向媽媽要了好幾塊作燃料的乾燥馬糞,打算和弟妹一起玩蓋房子的遊戲,她比手畫腳向弟妹描繪一種城市的概念:「我們把蒙古包像樓房一樣疊著蓋。」接著補充一句:「如果住在城裡,我要住最上面,住在下面太暗了。」


這是蒙古電影《小黃狗的窩》(2006) 開場一小段值得玩味的情景。對外人來說,這只不過是充滿柔光的家庭即景,散發小巧可愛的溫馨情趣,然而只要明白蒙古近二十多年來的遭遇,便能在這如牧歌般的生活細瑣裡,看見隱藏其中的現實與憂患。

《小黃狗的窩》

《小黃狗的窩》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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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願〉

文/包子逸 (原載於《人間福報》副刊11/23/2015)


與其擔心暴風雨的逆襲,不如
致力寧靜的可能
縱使掛慮斜斜,一滴一滴刺傷
逆光中長大的夏日玫瑰
與其在乎誰定義的快樂,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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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光節約〉

文/包子逸    (人間福報副刊11/5/2015)


別擔心日光太短, 露出太多冬季的愁眉
把那些擔心撿起來瀝乾
壓住很好的泡菜,讓日子慢慢出水
撈捕靈光,在截稿日破洞的時候
通勤那樣反覆練習慷慨,無論公車的輪胎如何在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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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子逸  (原載於映畫手民和故事網站)

約翰‧藍儂(John Lennon)很年輕的時候曾經以粉絲的口吻說過:「在貓王之前,世界沒有巨星」(Before Elvis, there was nothing),可是很多年後,他卻有點憂鬱地表示:「貓王在入伍的那天就已經死了。」──這其實是有段故事的。

貓王是美國流行搖滾的神話人物,他的明星光環太閃亮,連他的故鄉曼菲斯(Memphis)城都幾乎和他劃上等號,即使此地在貓王出現之前,已經有深厚的音樂淵源。貓王的轉變,還有他的崛起,與美國主義、商業操作以及當時流行樂界試圖突破黑白族群疆界有很大的關聯。

1989年,偏好黑白畫面的鬼才導演賈木許(Jim Jarmusch)拍攝了第一部色彩效果濃艷講究的電影《神秘列車》(The Mystery Train),取景於貓王故鄉曼菲斯城,片名引用的是貓王剛出道時在當地「太陽唱片」(Sun Records)公司翻唱的一首經典藍調,由貓王的另一首歌〈藍色月亮〉(Blue Moon,試聽)和一聲槍響串起三段如夢似幻的荒誕際遇。

賈木許特別鍾愛地方與音樂性格強烈的演員與電影,這些元素最好同時具備頹廢與幽默的神祕特質,有點野性,有些癲狂,好像人人隨時都能浪跡天涯。為 此,賈木許偏好在頹圮的城市角落或鳥不拉屎的公路荒漠拍片,尤其喜歡替欣賞的音樂人量身打造電影角色〔而不是先有了劇本,再去找適當的演員來演出〕,所以 「劇情」通常是服務場景、人物與音樂等元素的手段,而不是構成一部電影的主要條件。

《神秘列車》中的日本情侶。

《神秘列車》中的日本情侶。男演員是不久前演出《KANO》的永瀨正敏。

貓王以外的曼菲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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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石〉

  /包子逸   (原載於香港《聲韻詩刊》,2015,6月號)

 

 早該拿出手電筒寫字的。黑夜

 如此漫長,小事在山腳下呼喚

 月色起伏震盪,晨涼

 強壯的孤鷹偶爾也會落淚

在這樣蕭瑟的時節,請允許焦枯的等待兌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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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人喜歡比較楊德昌與侯孝賢的創作風格,前者精準、富批判性與現代感,後者沉緩、側重難以名狀的幽微詩意,但因為承襲了新浪潮電影的特質,擁有共通的底蘊,特別擅長刻畫時代氛圍,描繪青春的失落與社會的躁動。

侯孝賢和楊德昌分別在高雄、台北度過年少歲月,兩人在獨立創作的初始,便各自透過《風櫃來的人》(1983)和《青梅竹馬》(1985)詮釋了養育 他們的南北兩城;我們已經可以從這兩部片初步看出他們手法的不同,一冷一熱的調性,凸顯出台北與高雄兩大城因為歷史情境、地緣空間導致的都市性格差異,也 暗示了導演本身〔無論是作者特質或美學〕的微妙分別。

楊德昌向來是「非常台北」的創作者[1], 作品離不開台北,但處理的議題,無論是社會、經濟或心理等面貌,卻力圖從真實生活中汲取超越台北的、更廣角的普世性和危機感,比起寫意的侯孝賢,楊德昌在 這方面的企圖更加強烈,也更一以貫之。台北作為楊德昌最熟悉的城市,在他的電影生涯中,一直是他最方便的思想載具與助力,以台北為骨幹,以時代變遷中的人 情世故為靈肉,楊德昌的故事精彩展示了台北城世紀末二十年間的華麗與哀愁。

《青梅竹馬》英文海報。都會女子在辦公室一景。

《青梅竹馬》英文海報。都會女子於辦公室一景。

 

在所有楊德昌以台北為背景的電影中,《青梅竹馬》是唯一堂而皇之冠以Taipei Story英文片名的故事;確實,比起他的第 一部片《海灘的一天》(1983),《青梅竹馬》更精粹也更「台北」,把現代台北交代得充滿層次感,時空背景雖然是老80,但它所呈現出來的城市特質,社 會經濟轉型的張力,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放在今日仍然毫不過時。從這個角度來看,在格局上能夠和「非常台北」的《青梅竹馬》分庭抗禮的「高雄」故事,恐怕也 只有侯孝賢的《風櫃來的人》了。

時間倒回1983年,侯孝賢因和許多國外學電影回來的新銳電影人交遊,又在編劇朱天心的建議下閱讀了《沈從文自傳》[2],開始自覺地思索電影形式與拍攝手法的突破,最後交出了第一部有清楚個人印記、攝影方式「很遠很遠」[3]的《風櫃來的人》,以「旁觀者」的遠距姿態拍攝帶有「個人經驗與情感」〔包括導演與演員〕的作品,將《風櫃來的人》推離了傳統影業的軌道,正式與60、70年代的類型片分道揚鑣,這一年,是台灣電影轉型的分水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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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五月份日本鹿兒島南方的新岳火山爆發,濃煙直衝九千公尺,稍早,距離市區只有四公里的櫻島火山同樣也頻頻噴發驚人煙柱,雖然聽起來很讓人憂心,但是這些情景對鹿兒島人來說,就和小鳥飛過窗前一樣是司空見慣的事。

鹿兒島位於九州的西南隅,多山面海,擁有六十萬人口的市區緊靠尾端的海灣,活火山「櫻島」就在這個海灣內,像長年抽著煙斗又心事重重的老翁吐著厚重 濃煙,也因此清掃堆積的火山灰成了市民日常的一部分,火山灰塵害最嚴重的時候,像灰色的暴風雪,市民必須打傘,路上會出動灑掃噴水的清潔車。

鹿兒島市與櫻島火山面對面。照片出處:鹿兒島縣觀光聯盟

鹿兒島市與櫻島火山面對面。 中場休息請搭配伍佰的〈火山〉MV帶動作:「心裡的岩漿快要滿滿滿滿滿了出來!」 (圖片來源)

 

陌生的邊疆異民族

導演是枝裕和大學畢業那年,曾經長途跋涉到鹿兒島,只為了與一見鍾情的女孩子會面。他說:

「初見櫻島的印象非常強烈,我完全想像不到,火山竟然這麼靠近市區,就在車站大樓隔海的正對面,每天還會噴出好幾次的煙,但是大家都不以為意。『人類真的挺強的……』是我當下浮現心頭的感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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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我第一次去布魯克林的康尼島(Coney Island),我雖然不是道地的紐約客,卻是懷抱著懷舊的心情去的。

康尼島曾經是一座小島,後來填海與布魯克林相連,早在十九世紀末便是紐約人逐浪之地,時光移轉,蓬篷裙褪成了比基尼,充滿歡笑的遊樂場曾經風光一時,也曾經窮極沒落,看盡世間冷暖這句話用在康尼島身上,貼切的很。

閃著Wonder Wheel字樣的摩天輪總是有點不太安全地晃啊晃的,那些染成三層顏色的棉花糖、小林尊連續六年吞掉了吃熱狗大賽金牌的國慶日、夏日週末夜的煙火、五音不 全的卡拉OK、木製雲霄飛車和美人魚遊行……康尼島無非是個顏色鮮豔有如馬戲團般的奇幻之地,散發著染壞髮色或藍色眼影的廉價感,而這種唐突有如賣弄風情 老婦的模樣,整個紐約只有這裡表現得最淋漓盡致。

康尼島的氣氛有點類似當年的台北圓山兒童樂園或香港荔園,雖然到處放置裝可愛想討人歡心的遊樂設施,卻瀰漫著只有大人才能理解的風塵味,那些漫無目 的繞著圈圈的小車小船小馬,喀喀撞撞醉酒一樣,從一個人的童年一直兜走到世界末日,彷彿怎麼也走不出魔障。多年來,圓山兒童樂園一直是淡水捷運線旁一段閃 現的詭異風景,而康尼島則是布魯克林地鐵線末端的孽子──一個屬於紐約市卻時髦不起來也長不大的奇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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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美國最著名的老牌馬戲團 The Barnum & Bailey在康尼島演出的宣傳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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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龍.白蘭度(Marlon Brando)飾演的泰瑞一記邱議瑩式迴旋踢[1]踹開房門,對女主角說:「你愛我。……我想要你和我在一起。」隨後將伊人壓在牆邊深深吻了她。

此為《岸上風雲》(On the Waterfront,1954)[2]的一幕,影史最猛的壁咚示範之一。

如果這是一廂情願的愛情電影,演到這裡也許就算功德圓滿,但《岸上風雲》戲裡戲外要處理的問題比愛情更棘手;時局風聲鶴唳,沒有一刻讓人感到平靜,泰瑞才剛得到了心儀的女孩,旋即失去了摯愛的家人,而暗巷深處的黑影可不像三兩下就能踹爛的門鎖這麼好對付。

《岸上風雲》是一部敘述二十世紀美國碼頭工會腐敗與黑社會角力的寫實電影,取景於紐澤西的碼頭小鎮霍博肯(Hoboken),1955年獲得奧斯卡十二項提名,橫掃最佳影片、最佳導演、最佳編劇、最佳男主角等八項大獎,一甲子過去,依然讓人難忘。

表面上《岸上風雲》十足風光,但這些亮眼的光環,是許多不光采的現實於幕後推波助瀾的成果。悲情的碼頭生活、好萊塢人人自危的麥卡錫時代,使得《岸上風雲》在影史上的特殊意義,不僅止於戲劇表現的技術問題。

碼頭左方是麥斯威爾咖啡工廠,右方是立頓紅茶,攝於1955年。圖片來源︰Hoboken Historical Museum

碼頭風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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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春天來臨前,香港屯門出現了名為「光復屯門」抵制中國水貨客的示威行動,抗議大量穿越邊境的中國水貨客影響地方交通民生與物價水平,因為地處邊陲而與外來者產生生活上的衝突,或許只是新界西問題的冰山一角。

香港地圖中俗稱的「新界西」泛指新界西邊緊鄰深圳的區域,最早這裡有許多濕地沼澤,還聚集了許多傳統聚落和漁村,但是自從40年代大量中國人湧入香 港之後,香港政府開始籌備一系列的衛星都市興建計畫,開發新界包括屯門、天水圍與元朗的許多高密度新市鎮,並配合經濟發展增設工業區,興建高密度公屋,以 期疏散市區急速增加的人口,增加就業機會,促使新界西的天際線產生劇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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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廣輕鐵穿越新界西。圖片來源http://zh.wikipedia.org/wiki/九廣鐵路

 

香港回歸後,出現新一波的中國新移民,為了安置新移民,政府持續在天水圍等地增設公屋,與香港其他地區相較之下,新界西因為地緣和高密度公屋之便, 勞工與新移民的比例也特別高。2000年代初期,天水圍的倫常慘劇與社會新聞頻仍,在媒體渲染下有「悲情城市」之名,許鞍華的噴血紀實電影《天水圍的夜與 霧》(2009)便是描述天水圍刻板印象中集合中港聯姻等不幸的作品。

然而,真正的新界西到底是怎麼樣的呢?許鞍華更早拍攝的另一部姐妹作《天水圍的日與夜》(2008),卻引導我們去看見這個香港的尋常角落,以及穿越元朗、天水圍、屯門一帶輕鐵[1]上為生活奔波的芸芸眾生。這部電影其實沒什麼劇情,如果主角不是演員,其實看起來更像貴姐、她兒子還有鄰居梁老太的生活紀錄片,但是這部淡如水的港片卻異軍突起獲得普遍好評,恐怕也正是因為它如此貼近觀眾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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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人影院聽起來,那像是個門牌號,就坐落在某個街道的轉彎處。其實它無所不在,彷彿波赫士的圖書館、卡夫卡的城堡。

每個人都有一個自己的盲人影院。周圍是空蕩蕩的無邊無際的座椅,螢幕在前方,那不過是一片模糊的光。我們在黑暗中誤讀生活,自言自語自說自話。只有 想像它真實如流螢,在我們的現實和夢境裏盤旋閃爍。一個現實的人,也就是一個抱著自己冰冷的骨頭走在雪地裏的人,而想像是我們的裘皮大衣,是雪橇、篝火, 是再也無法看到的螢幕上的春花秋月,最後,等著死神,這個領票員,到我們身旁,小聲提醒說,電影散場了。他打著手電筒帶我們走出黑暗。」

 

 

這一段敘述節自周雲蓬的短文〈盲人影院〉,周蓬雲寫詩、唱歌、演電影,創作貼近生活,但又充滿靈光,樸質的紋理中飽藏柔軟的哲思,我覺得和婁燁、畢飛宇的藝術核心特質很像。我對這段文字印象深刻,看過《推拿》之後,覺得用來做為談論婁燁這部片的引言,再適切不過。

畢飛宇的原著小說和婁燁的電影《推拿》各有擅場,有點像兩小時泰式油壓和中式推拿開背整骨的對決,骨肉架構一樣,但處理的方法是兩派路術,點穴撥筋的手法有基本差異,電影演繹出完全獨立的風味。

當然,「推拿」與「盲人」這個主題很容易就變成永無止盡的雙關語遊戲,使得說故事的過程便成了囉嗦刻意的諷諭文體,還好這部片有自知之明,即便順手 玩了一些「瞎」說、「看見」的語言遊戲,對照主流社會之「異」,但也沒有落入黑白分明的窠臼,都是意在言外,和幾個下手「推拿」的寫實鏡頭一樣,只是「摸 過去」而已,不是本片「推拿」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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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風華絕代〔並內建票房吸金功能〕的大明星,電影工業也樂於打造獨樹一幟的「城市」品牌,那些由市井、文化、建築,甚至刻板印象所建構出來的神話性格,具有點石成金的優良成效。

 

《黑獄亡魂》

 

電影地誌

伍迪.艾倫(Woody Allen)自然是理解此道的箇中高手,每一座受他欽點的城市,無論陽光或黑暗,都顯得如此強大,有稜有角,彷彿那些故事在其他地方發生就會失去了味道。 李察.林克雷特(Richard Linklater)和荷索(Werner Herzog)同樣熱衷於援引地方特色;地景搶戲,人便顯得渺小,行色匆匆,有紅塵如夢、命運難抗之感。楊德昌與台北,小津與東京,王家衛與香港,他們的 相輔相成,往往使人無法分辨到底是這些畸零或華美的地方襯托了故事,還是故事襯托了這些地方……至於影史中前仆後繼使用巴黎城作為羅曼蒂克特效藥的導演, 那更不必多說,可惜不是每個人都能把巴黎拍成《新橋戀人》(Les Aments du Pout-Neuf),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如果沒有靈光,有的城市就算灑補助金吸引外資到當地拍片,也可能不小心把特效藥拍成臭臭的狗皮膏藥。

 

以維也納為主題的電影極少,其中能把這座城市的戲劇特質發揮得最淋漓盡致的,非《黑獄亡魂》(The Third Man)莫 屬。這部經典黑色電影由小說家格雷安.葛林(Graham Greene)量身打造劇本,卡洛.李(Carol Reed)執導、奧森.威爾斯(Orson Welles)扮演靈魂人物,已經是千載難逢的奇妙組合,但是維也納之城所烘托出來的時代氛圍與空間感,更是這部電影充滿機鋒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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